离开家乡客居外地，隔绝了往常那样在高安城乡随时四处访古探幽的便利，因而更易激发对家乡的怀念。所以每年春节回乡，最先想做的事就是到城里、近郊甚至更远的乡村去逛逛。

每年回乡，高安城里总会有新的变化。而新变化下的旧景物则渐次消失，让老高安人再也无法回到过去。于是，每次回到高安，倘若还有哪些旧的东西存在，必定引起我几分的惊讶、些许的兴奋、琐碎的回忆和点滴的概叹。比如那1976年始建的高安电影院，看到它那旧貌依然，风光不再的样子，我的脑海里立马就浮想联翩起来。

小时候爱看电影，电影院就是童年的殿堂。但在我的童年时代，高安是没有电影院的。别说电影院，连县电影放映队也是1954年才开始有的。那时候的人们想看场电影真难得。如果不是那座工厂开业，不是那家商行开市，不是哪个学校开学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电影可看的。即使某夜哪个单位请来电影放映队，观众也只能自带凳子或是干脆在银幕下面席地而坐，要么在人家座位旁边站着看。而且那时候的电影基本都是露天的，碰上中途下雨，雨小就冒着雨看，雨大则只好扫兴回家。

当然也有条件好的单位，如工厂或是学校，内部建有大礼堂，那就风雨不愁了。记得如今城南的清华园住宅小区，1962年时还是高安中学的所在地。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，县电影队在学校礼堂放电影。我和几个筠西街的小伙伴非常想看，但苦于不是内部人，进不去。我们围着学校围墙转了一大圈，也没找到可以翻墙而入的地方。最后，实在被礼堂里传来的电影之声勾得不愿离去，便急中生智，发现了在学校临近锦江防洪堤的一角有一间学校的厕所。厕所的屋顶刚好超出大堤不足半米。于是，同伴们环视一遍四周，窥视一下瓦缝，确信厕所里、外都没人时，便迅速揭开瓦片，掰起椽条，猫身钻进了厕所，然后溜进礼堂，饱了眼福，解了影馋。

1963年，县电影队租赁县总工会的礼堂作城区固定电影院，每天对外售票营业。县总工会礼堂在今城南老邮电大楼后面。在这里我也留下了被抓、罚站的记忆。有一个晚上，由于没钱买票，我又跟着几个同街伙伴去蹭电影。我们趁着电影临近开演，观众大批集中进场时猫腰跟在别人一侧。守门员因为人多时间紧，注意力便没那么集中，以为是大人带着小孩便放行了。等到开演了，观众位上座无虚席，这时，我们几个无依无靠的逃票者在银幕的反光下暴露无遗，被查票员一抓一个准，揪出门外站成一排，直到电影散场才让走。

早年的电影以16毫米胶片为主，单机放映。每看完一盘就要中断片刻换新盘，以致一个故事片断断续续，间隔几次才能看完。当然到我可以独立去影院看电影时，已是双机放映了，据说高安县电影队是1957年就开始了用双机，1958年首次用上35毫米大机的。到1968年，我便随着母亲下放到杨圩汉塘的岗下村插队落户了。到了那里我发现，乡下小孩子也爱看电影，尤其是在电视机没有普及的年代更是如此。

乡下看电影那就百分之百的是露天的。那时候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文化生活充满了政治色彩，电影概莫能外。那时候的电影，看得最多的是《新闻简报》，那是凡放电影必须搭配的必看节目。每次电影都是先看《新闻简报》，再看科教电影，然后才是故事片。但故事片种类颠来倒去无外乎《南征北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小兵张嘎》，或是革命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海港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杜鹃山》等。外国片偶尔也有，但大多是越南、朝鲜、罗马尼亚、南斯拉夫的。以致至今都能零星记起那些故事片中的人物对白，样板戏中的主角唱段；至今都留着那些外国片的主要印象：越南片——飞机大炮；朝鲜片——哭哭笑笑；罗马尼亚片——搂搂抱抱；南斯拉夫片——莫名其妙。

那时候在乡下，一般的大队（如今叫行政村）、村庄都很少请电影队。电影队下乡放映也大多在公社（如今叫乡镇）所在地。我下放的村庄离杨圩大概有7华里的路程，来回一趟就是14华里。但我和村里的一些电影迷，并不怕跑路。管它冬天夏天，晴天雨天，农忙农闲，只要听说来了电影，总是一如既往的看个够。1971年，高安电影开始向农村普及。村前、华林、太阳、大城、蓝坊、祥符六个公社率先成立放映队。1974年，八景不仅公社有电影队，连大队也成立了放映队，是江西省第一个普及队办电影的公社。到1976年，全县个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放映队。1977年，高安第一座专业电影院也在城南锦水路与胜利路交叉口建成开放。但此时的我对电影已经不是那么狂热了。

1978年改革开放，电影市场逐步放开，一些乡镇开始自建电影院。最先建起的乡镇电影院是八景公社，他们购买了一台35毫米大型放映机，利用公社礼堂作影厅，极大的满足了当地民众舒适观影、随时观影的需求。尔后，灰埠、东方红、蓝坊、上湖、祥符等公社也陆续建起了自己的电影院。其中灰埠、上湖、东方红三家电影院还兼有演戏的功能，称作“影剧院”。

对于1978年以后乡村电影的发展变化，黄沙公社电影放映员吴道辉可谓感触最深。吴道辉是1978年加入黄沙公社电影放映队的。那时的电影放映机都由县里统一配备，最初是8.75毫米的小机，以后才改为16毫米的中机。对于观众来说，虽然都是露天观影，但因为是免费的，村民们自然乐此不疲，巴不得夜夜有电影。而对于放映员来说，因为每次下村放映，放映设备三大件：放映机、发电机、银幕却是个不轻的负担。最初是用肩挑，然后是骑摩托，摸黑往返好几里甚至数十里，也怪累的。好在大多数时候有盼影心切的村民会来接，而村村通了电后，发电机的负担也就给扔了。

1984年为了完善乡镇文化设施，石脑开始建乡办电影院，黄沙也将乡政府礼堂改为乡办电影院。但第二年便受市场机制的激励，两个乡都将乡办电影院改为私人承包，其中黄沙乡办电影院由三人承包，吴道辉是其中之一。他们集资11000元购买了35毫米大机，售票放映。这时的高安电影已进入辉煌时期，全县共有乡村放映员272人，放映队102个，78%的乡镇都有固定电影院。城里的高安电影院也于1995年分成“红玫瑰”、“黑玫瑰”两个小影厅，每逢周末放通宵电影。

不过，高安电影院分裂出“红玫瑰”、“黑玫瑰”两个小影厅的时候，正是高安电影市场受到录像、光盘、电视冲击的时候。别说城里的电影院遭冷落，就是乡下的电影院也不受青睐。原来工矿单位是电影放映最多的地方，到1997年时，全县的工矿电影全部停映，连农村电影院和放映队也都全部停映，仅剩田南乡有放映队活动。高安电影公司面临关门，只好直接组织6个放映队分赴各地找饭吃。城里，以安排单位、学校观看重大革命题材，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为主，乡下则以“送文化下乡”的由头争取到由政府买单，农民免费的机会，重新组织起乡镇或学区放映队14个，吴道辉的放映队名列其中。

2000年，为了全面推进上级“2131电影工程”，密切配合全市“科技、文化、卫生三下乡”活动，市电影公司添置了新型数字电影放映系统，提出了“一村一月一电影”的口号，采取了13个公司直属队、5个学区队、6个受聘个体队分片包干，常年带着“科技教育片”、“爱国主义教育片”、“革命传统教育片”、“政策法规宣传片”、“娱乐片”、“动画片”活跃在农村的办法，终于使高安电影起死回生，跨入全省乃至全国电影放映先进行列。为此，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中国电影市场杂志》、《江西日报》、江西电视台《社会传真》等新闻媒体相继报道。吴道辉作为1978年就走上乡村电影放映之路的市直属队老成员，作为高安乡村电影起伏兴衰的亲历者与见证者，高安电视台也对他作了专题报道。

不过遗憾的是，尽管高安乡村电影得以复苏，但高安电影院似乎一直是死气沉沉。这不，以前人头攒动的电影院大门口，现在虽说不是门可罗雀，但门前所见的已是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了。那是不是说高安城里没有了看电影的地方呢？这倒不是。看电影的地方有，还不止一家，有的叫影院，更多的叫影城，只不过那都是个体经营的。看来建院已达40年的高安电影院已经与电影无缘了，已经名存实亡了，已经面临着被拆毁了。

因此，站在城南锦水路与胜利路的十字路口，面对早已落伍的高安电影院旧楼，我的感情是矛盾的。曾几何时，十字路口的四个角上，曾经分布着四幢楼房：东北角的商业楼，东南角的饮食店，西北角的照相馆，西南角的电影院。那可是高安1976年时的地标性建筑啊！如今，商业楼、饮食店早已脱胎换骨，照相馆、电影院却依然旧影如故。新旧对比，高安电影院、高安照相馆似乎也该焕然一新，才跟得上城市发展的步调。但作为一代高安人的集体记忆，作为曾为高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建筑，我真希望它能原样留存。（全文完）